顺着“苏超”热潮去溯源那“方志之乡”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方志考据之学非但没有式微，反而逐渐焕发出新的生机。自章学诚创立方志学理论体系以来，这门“存史、资政、育人”的学问始终在寻求与时代的对话方式。近年来，方志考据之学在非遗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潮下获得相当关注，著述体例渐成体系。张国淦的《中国古方志考》以通代全域的宏阔视野梳理方志源流，顾宏义的《宋朝方志考》深耕断代研究揭示文化密码，洪焕椿的《浙江方志考》则开创地域方志考据范式。在这股学术和出版潮流中，当红赛事“苏超”的发生地江苏其实也是“方志之乡”，新著《江苏历代方志全书·江苏历代方志考》在传统目录学、方志学价值之外，更彰显出鲜明的时代价值。
经纬交织：重构方志史观
构建地域方志史，既是学术研究的根基工程，亦是文化传承的时代使命。江苏作为长江文明与运河文明交汇之地，自春秋吴越至明清行省，其行政区划屡经变迁，文化脉络错综复杂。面对如此厚重的历史积淀，《江苏历代方志全书·江苏历代方志考》以“凡例”“总目”“江苏方志简史”三位一体的创新架构，成功破解了构建江苏方志发展史的学术难题。
“凡例”“总目”堪称全书之锁钥，前者以简明规范确立考据标准，后者以系统编排展现方志名目，二者不仅清晰呈现了江苏历代方志的体例流变与存佚状况，更勾勒出江苏建置沿革的千年轨迹。
作为全书的史论枢纽，“江苏方志简史”章节集中展现了主编之一张乃格先生深耕方志学数十载的学术积淀。该文以“萌芽—发展—成熟—鼎盛”的四阶演进模型，将江苏两千年方志编纂史凝练为六章精义。从建置沿革的宏观把握到具体方志的微观考证，从史料辑录的严谨考辨到学术观点的审慎取舍，这部简史既是对前贤研究的集成，更是对江苏方志文化的立体重构。
架桥铺路：深化古籍整理
在完成历史脉络的梳理后，《江苏历代方志全书·江苏历代方志考》进一步架起学术桥梁，深化古籍整理工作。该书与近年出版的《江苏历代方志全书》形成有机整体：《江苏历代方志全书》以80万幅图版重现650余种珍稀方志，实现了古籍的“化身千百”；《江苏历代方志全书·江苏历代方志考》则以“已收书提要”“未收书提要”“佚志考”三大板块，构建起立体研究网络。
《江苏历代方志全书·江苏历代方志考》的主体部分取材于《江苏历代方志全书》，收录对象是今江苏地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形成的历代旧方志，其编纂匠心独运，主体部分既是对《江苏历代方志全书》所收录方志的提要集成，又通过“未收书提要”补阙拾遗，更以“佚志考”钩沉补阙历代已佚志书。每篇提要既详述成书背景，又评骘学术价值，更考镜版本源流。
以张乃格先生撰写的《江苏备志考》提要为例，最后一段完整呈现了该书的存佚、馆藏、影印情况：有民国三十一年（一九四二）稿本，为海内外孤帙，藏上海图书馆。新影印古籍有：江苏地方志办公室编、凤凰出版社出版《江苏历代方志全书》本，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江苏文库》本。
这段文字不仅指明《江苏备志考》的民国稿本为海内外孤帙藏于上海图书馆，更详列《江苏历代方志全书》与《江苏文库》两种新影印本，为后续深度整理提供精准路标。这种编纂智慧使得《江苏历代方志全书·江苏历代方志考》成为古籍整理的导航图，未来整理者既可据此辨析版本异同，又能循迹追踪馆藏信息，更可参照学术评介确定整理方向。当“方志全书”以鸿篇巨制化身千百，奠定了雄厚的善本基础；“方志考”则以学术匠心激活记忆，形成强大引擎，为整理者了解旧志基本面貌提供了检索路径，二者共同推动江苏旧志整理事业向纵深发展。
古今对话：赋能新志编纂
在新时代方志编纂工程中，《江苏历代方志全书·江苏历代方志考》以其独特学术品格，架起了历史文献与当代实践的对话桥梁。江苏省近年编纂的省市县志、镇村志等新修志书，虽以改革开放的壮阔图景为叙事主体，却无不重视历史文脉的赓续传承。这种“略古详今”的编纂理念，使得旧志中蕴藏的建置沿革、姓氏源流、诗文掌故等史料，成为新志不可或缺的文化基因库。
《江苏历代方志全书·江苏历代方志考》的出版，恰为这场古今对话提供了精准的学术坐标。以淮安府镇村志编纂为例，修志者以往需在浩瀚典籍中逐页翻检，而今通过“方志考”的系统指引，可迅速锁定现存14部府志、49部县志的版本谱系与馆藏信息。这种从“大海捞针”到“按图索骥”的转变，不仅大幅提升史料检索效率，更能通过版本比勘确保征引文献的可靠性，使散落旧志中的历史碎片得以科学重组，转化为镇村志编纂的坚实基础。
该书的学术价值，更在于其考辨功力对修志实践的范式启迪。书中提要既非简单的志书简介，亦非机械的文献著录，而是渗透着严谨的学术判断。如《乾隆江南通志》提要通过多重考据，指正“金山周公墩非周康王遗迹”“米芾未知山阳县”“宗泽墓不在镇江”等流传数百年的讹误，既为方志考据树立学术标杆，更警示新志编纂须以批判性思维对待历史记载。
这种考镜源流的治学精神，在张乃格先生考订绍兴《上元古迹》的案例中得到立体呈现。面对某些作者身份悬而未决的志书，撰者不仅梳理《至正金陵新志》中“《金陵古迹编》，宋石迈”的原始记载，更结合“金陵即上元古称”的地域认知，通过文献互证与名实考辨，最终推翻“叶梦得著”的旧说，确证石迈的著作权。这种多维度的考据方法，为新志编纂如何处理争议性史料提供了鲜活范例。
随着方志编纂工程深入推进，《江苏历代方志全书·江苏历代方志考》必将不断释放其学术能量。修志者既能依托其系统指引高效获取史料，又可借鉴其考据方法规避认知误区，更能通过古今对话的编纂实践，将方志文化转化为滋养当代的精神资源，为新时代方志事业注入深沉的历史智慧。展望未来，这种古籍整理与当代应用的良性互动，必将催生更多高质量成果，让沉睡的方志文献真正成为滋养当代的文明活水，在古今对话中续写中华文脉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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